双汇、三鹿直指国家公信力

我非常注意食品卫生，常常嘱咐家人千万别到小摊贩哪买肉食，要想吃肉一定买名牌双汇，国家级大品牌经过十八道检验，非常放心。当双汇问题暴露出来后我很茫然，我们还能吃什么，双汇这样，别的品牌也好不了哪去？

曹林：沦丧的商业道德只能让人人相互伤害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作者：曹林

上海华联、联华等多家超市多年以来出售“染色过期馒头”，生产日期随便改，各种色剂随便加，用回收的馒头再制作——这条新闻让媒体哗然和震惊，强烈地冲击了舆论，不仅因为馒头是人人都吃的日常消费品，更因为在上海这么经济发达的地区，竟然有人在馒头这种廉价商品上都如此黑心，简直是道德沦丧到了极点。

记者暗访时对肮脏现场的描述，远没有馒头工人对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馒头的态度让消费者恐惧，当被记者问到“你自己做的东西你吃不吃”的时候，工人说：我不会吃的，打死我都不会吃，饿死我都不会吃，我自己做的东西我知道能吃不能吃，好吃不好吃，里面加了色素的，不能吃——一句“打死饿死都不吃自己做的馒头”，将“过期染色馒头”的毒害暴露得淋漓尽致。

想起前几天瘦肉精事件后，形象一落千丈的双汇为挽回消费者的信任，区域经理在超市当众大嚼双汇火腿肠，以此来说明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。这一危机公关之举，许多企业都用过。面对这位馒头工人的自曝，我想说的是，公众评价一个产品质量过不过硬、安不安全，根本不会看企业的董事长敢不敢当众嚼自己的产品，公众都知道那是一场公关的猴戏，人们只会看，基层直接接触和生产产品的工人们，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吃自己生产的东西，那是最过硬、最直接、最真实的角度。一百个经理当众吃馒头，比不上一个馒头工人说一句“打死饿死也不会吃自己生产的馒头”。公关之道，这就是“一句顶一万句”。

好了，馒头工人知道馒头生产的可怕过程，所以他们不敢吃这些又脏又毒的馒头，可是其他人要遭殃了，这种馒头每天数以万计地流入各大超市并被人买走消费，流到中国人已经被各种脏东西培养出超强免疫力的身体里。可以想像，馒头工人对此颇有“与自己无关”、“局外旁观”的侥幸感，可是我想说的是，这个馒头工人根本无法避免陷入商业道德整体溃烂下这个“互相伤害”的消费生态链中。

馒头工人所说的“打死都不吃自己生产的馒头”，这句话在常被食品丑闻震惊的我们听来太熟悉不过了。想起去年媒体曝光过的一个被称为“无良农民”的人，河北这个农民曾长期种植反季菜、从事禽肉生产，良心未泯的他向媒体曝光了他生产这些蔬菜和禽肉的过程，是怎么加农药的，这些菜有多少病菌，添加了多少有毒的东西，养猪是怎么拼命添加各种激素催肥的，他曝光说当地养鸡不仅是从不吃自己养的鸡，甚至“从来都不吃鸡肉”了。回到那位馒头工人身上，你可以不吃自己生产的馒头，可是，你能逃避吃别人生产的这种有毒的蔬菜和鸡肉吗？

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出，每一次丑闻中都能听到业内人士的类似自曝，知道毒大米生产流程的工人，从不吃自己生产的大米；做包子的不吃自己用腐肉做的包子；做面包的不吃自己用过期面包返炉做的面包；开饭店的到其他饭店吃饭从来都是自己带油而不放心地沟油，种蔬菜的常会嘱咐朋友说某种蔬菜千万别吃……问题的关键是，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着双重的身份，既是生产者，可又是消费者，我们不能自给自足，市场分工中，我们用比较优势赚得的钱去交换别人用比较优势生产的物品，这时候就有了互相伤害。不吃自己生产的毒馒头，可是得吃别人生产的毒大米、毒蔬菜、毒奶粉、毒粉丝。不吃自己生产的毒粉丝，可是得吃别人生产的毒馒头。如果一个社会商业道德沉沦，没有了底线，那么，处于市场消费网络中的社会人，没有一个能够逃避这种互相伤害的恶毒逻辑和恶性循环。

中国难道正在进入“互害型”社会？这是很可怕的现实，互相伤害，虽然不是有意的，却是生态链之下的客观结果。农村人用着城里人生产的问题家用电器，城里人吃着农村人残留着过多农药的蔬菜；城里人给农民生产些假冒伪劣产品，农村人给城市人生产些污染农产品。做黑心馒头的吃着黑心商人做的面包，做黑心面包的吃着黑心商人做的馒头。你用假酒毒我，我用假药害你，伤害不是线性的、一对一的，而是非线性的、网状的报复关系。做假酒并不是因为吃了毒馒头才去用假酒报复做馒头的，而是，做馒头的吃了卖假药的药而受到了报复。很绕吧？现实的报复就是这么绕来绕去的。这种非线性的报复机制中，没有谁能置身事外，大家都无法避免地受着某种毒害。

如何走出这种“互相伤害”的报复链呢？靠某个人某个群体的道德自省根本不行，问题出在整体的道德溃败上，阻止和修复这种溃败，需要良法，需要好制度，也需要好人，就是公民的良善和美德的拯救与救赎。

能放心喝杯奶是社会秩序的底线
来源：大众网-齐鲁晚报 作者：刘洪波

　　人心的黑洞能够有多深，实在是未知数。

　　甘肃平凉4月7日发生了牛奶中毒案，39人受害，其中3名幼儿死亡。12日，官方通报案件告破，系同行积怨报复投毒。

　　警方调查的情况是，中毒者饮用了平凉工业园区马坊村一奶场的牛奶，中毒物为亚硝酸盐，投毒者为与该奶场合租一院经营奶场的一对夫妇，他们因生意竞争等琐事存在矛盾。

　　这不是国家大政的舞台，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场景。生意竞争存在矛盾，就可以朝商品里投毒，这是多么黑暗的心理！而在诸如此类的无数小型仇怨和疯狂之下，我们的生活秩序又会是多么不堪。

　　投毒行为并非没有听说过。衔仇含恨，有人投毒杀死仇家的牲畜，鱼塘的鱼，也有投毒谋害人命的，谋害对象也多是所谓仇家本身。投毒属于严重犯罪，然而犯罪行为也是有程度区别的，平凉牛奶投毒案比一般的投毒犯罪就要严重得多。

　　生意场果然如战场，竞争真的如战斗。经营一个奶场，都可以使人的仇恨达到投毒地步，所谓“经济理性”，这应该算是一个反例，经商并不必然使人理性起来，与别的社会活动一样，理性或者疯狂，实为两可。

　　因竞争而投毒，有何理性可言？道德理性，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独立和宝贵的，不能被杀死；法律理性，人应当克制情绪，约束行为，合乎法度；利益计算，因为经营矛盾而投毒，使自己承受道德折磨(如果有道德的话)和法律惩罚的高风险(投毒而不能破案，应该少见)。平凉投毒案，经商矛盾引发，却不能用“经济人假设”来解释。

　　平凉牛奶投毒案的疯狂性，还在于它报复的是竞争者的生意，侵害的却是不特定的普通社会成员。这个投毒案件的动机，应非杀人，而是使竞争对手的商誉受损，但投毒于商品中，却使普通的社会成员作为消费者受到生命和健康侵害。投毒者是否预料到了致人死亡的后果，不好说，但显然希望消费者的健康受到明显损害，因为这样才能使损害对手商誉的目的实现。警方公布的信息说，投毒作案者曾经投毒一次，消费者只产生了轻度中毒症状，于是再次投毒，这次终于造成了严重后果。

　　这是商业竞争，目的在毁坏对手商誉，手段是向竞争对手的用户投毒。利益确实是竞争全部和唯一的目标，投毒表明竞争无所不用其极，道德、法律、人性等等，都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失效，而仇恨和疯狂得以主导思维。

　　在这种利益关系中，社会成员也就是从商业角度来说的消费者或者用户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，而是商业竞争中归属于商户A或者商户B的利润来源，商业竞争可以使对手的用户健康受损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还能够看到，商业需要可以使所有商家一起从用户健康受损中获得利益，例如不约而同地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，例如瘦肉精成为食品企业的潜规则等等。

　　生活消费原本与街市太平一样，属于基本社会秩序，古今中外，不管社会制度如何，统治秩序或权力秩序如何，社会秩序或者说基本生活的秩序，与人们内心世界的秩序一样，都属于全体人的直接利益。例如，杀人放火就要受审判，吃食品不能是吃慢性或急性的毒药，人们内心世界有所归依而不能在躁狂混乱的状态。

　　我固然理解，权力秩序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秩序，如同权力风气能够影响社会风气，权力行为能够影响社会行为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对社会的建设性或者破坏性作用；只是无论如何，我仍然希望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能够相当程度地守护基本的底线，而不是混乱到连善恶都失去了准绳，蓄积仇恨并使之发酵到疯狂水平。

　　我们应该能放心地喝牛奶，既不担心工厂添加三聚氰胺，也不担心竞争对手投放亚硝酸盐，就像一个战乱失控的社会也能放心地饮用咖啡，就像战败后的德国人窗台上仍然摆放着鲜花，否则，我们的生活虽然太平，却真的只是太平犬而已。

[转贴]笑蜀：现有体制框架解决不了问题食品


慢慢长路 于 2011-4-13 11:07:3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> 经济风云

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笑蜀

提示：食品安全问题归根究底，它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治理问题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社会治理要求的相应体制。而我们的体制框架，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，在过去，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；在当下，它主要是为GDP服务，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。这才是症结所在。一个不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而存在的体制框架，再加大它某方面的能量，既然药不对症，又能有多大作用呢？

玉米馒头不是玉米做的，是色素染的；标明当天上市的馒头也不是当天上市的，是改了生产日期的回收馒头。最刺激的是，这丑闻不是出自街头小摊，而出自大牌超市。就跟问题奶粉出自大牌奶企，瘦肉精猪肉流入堂堂双汇一样。

没什么靠得住的。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几个中央机关食堂一旦对外开放，市民会蜂拥而入。他们眼馋的恐怕主要还不是便宜，而是特供食品的安全。特供才安全，至少在食品层面，这无疑已经成了社会共识。

是我们的大牌企业没有提供安全食品的能力么？非也。中国出口港澳地区尤其发达国家的食品，品质无可挑剔；出口日本的食品，品质之佳甚至超过欧美。是我们的政府不重视吗？非也。三鹿事件发生后，国务院很快组建了李克强挂帅的食品安全委员会，誓言要标本兼治，“从根本上改善食品安全状况，使人民群众吃得放心，吃得安全。”声势和力度不可谓不大。

但，都没用，问题食品照旧层出不穷，防不胜防，以至对问题食品的恐惧，几乎深入每个人的骨髓。今年“两会”上，王岐山副总理就坦然承认，虽然在政府层面，对食品安全问题“没有不重视的，没有不知道的”，问题的解决却仍“将是长期的。”

可是，总不能等到长期之后才吃吧。吃是最基本的民生，最应该首先得到保障。如果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都长期难解决，其间会有多少问题食品肆虐？会有多少受害者？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那么纵然怎样宏伟的工程，怎样漂亮的数字，对受害者又能有什么意义呢？

所以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既要做长期打算，更要有刻不容缓的决心。刻不容缓不能是空话，需要强大的机制保障。而这，恰恰是最致命的问题，即并没有一个能够跟刻不容缓的决心对接的强大机制。不能不承认，在现有体制框架内，能调动的资源都调动了，能想的办法都想了，能用的招都用了，但是体制框架内的所有努力最终都是白搭。于是，明明应该更强调刻不容缓的事，只好主要强调其艰巨性长期性。

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必须承认，现有体制框架根本就无法胜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任。或者换句话说，现有体制框架，根本就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体制框架。食品安全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归根究底，它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治理问题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社会治理要求的相应体制。而我们的体制框架，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，在过去，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；在当下，它主要是为GDP服务，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。

这才是症结所在。一个不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而存在的体制框架，再加大它某方面的能量，既然药不对症，又能有多大作用呢？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，当做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，相应地，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，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。否则，只管维稳和GDP，荒废了社会治理，治理问题必然越积累越多，有如不断攀高的悬河。越拖到后来，代价越大。